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既是中共十九大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提出的新战略方向，也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从政策上看，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框架。但是，整体来看，我国数字经济在消费领域的应用较为广泛，推进速度也较快，但与实体经济生产领域深度融合发展仍有待进一步提升。从已出台的政策来看，我国对于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宣示性的，通过政策，强化对深度融合发展的认知;二是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如优惠政策等;三是规划性质的。从整体上看，这些政策措施存在着体系性不强、碎片化严重等问题。这就亟须国家对现有政策进行整合与更新，逐步扭转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两张皮”的现象。　　在国家层面设立融合发展推进机构　　数字经济的应用非常广泛，其技术研发、实际应用等方面涉及多个政府主管部门，如工信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部门都需对数字经济的某个部门或环节进行管理。但是，从现有的政府架构看，缺乏统筹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机构或部门，容易使这些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碎片化，各个行业或环节之间缺乏数据共享机制。因此，应设立一个融合发展推进机构，统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为这些技术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良好的条件。　　融合发展推进机构并非取代现有的部委在既有经济领域的职能，而是对融合发展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做出整体谋划，对与融合发展相关的监管问题进行协调，以促进融合发展健康推进。　　融合发展推进机构还要整合各类资金资源，避免政府资源的碎片化。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我国各个部门都会有一些资金资源对重点行业或重点企业进行支持。而一个与应用数字技术融合发展相关的企业或项目，有可能从多个方面获得资金支持。例如，一个数字农业项目，既可能从发改委获得资金支持，还可能从农业部、科技部、工信部等部门获得资金支持。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这种多个方面的资金支持当然有利于其长期发展，但从多个渠道获得资金，企业也需要准备多套资料，并接受各种评估与检查，使企业疲于奔命。从政府角度来看，每个项目支持的资金都有限，不利于集中资源进行重点突破。如果将新一代信息技术相关的资金资源进行整合，由专门部门统一对项目进行评估以及对资金发放进行建议，则有利于将资金集中起来，用于重点突破，并能够有效地减轻企业的负担。在此基础上，建立政府政策资金使用效率的第三方评估制度。我国政府在融合发展方面有着很多的资金投入，为确保这些资金使用的效率，需要引入独立第三方评估制度。　　融合发展推进机构的设立，有利于政府站在技术、经济、社会的视角，对融合发展进行谋划与支持，其所提出的政策也更具前瞻性与适用性。　　打造国家大数据中心　　数字经济在我国快速发展，已产生了大量的数据。当前，国家在这些数据的所有权归属、使用规范、责任追究等方面，仍缺乏符合当下技术发展态势的政策，企业之间也缺乏良好的数据分享机制，这导致了大数据行业乱象丛生。数据是融合发展过程中最基础的原料。我国数据量非常大，为深度融合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基础。但是，数据碎片化现象非常严重。在政府部门内部，各种数据分散在各个政府机构，数据格式不统一、数据开放度不够、可用性差等问题突出。在企业层面，各个平台企业将用户数据产权化，视为其私人资产，无法与其他机构共享，使数据的效益无法完全发挥出来。　　数据碎片化现象严重，缺乏数据共享的激励机制，阻碍了关键技术的研发。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除了需要投入传统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外，数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从现实看，研发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大多分散在多个机构、行业、部门，在国家层面缺乏一个整合这些数据的资源共享平台，数据孤岛现象严重。尤其是很多商业机构将数据视为战略资产，专业研发机构、政府相关部门等都无法使用这些数据。例如，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智慧城市、能源互联网、数字医疗等领域，需要多部门、多维度的数据作为研发的基础资源，但是没有一个机构掌握了该领域的所有数据，我国在相关领域的研发水平有待进一步提升。　　因此，在大数据方面要加强顶层设计，有必要设立国家大数据中心，负责制定数据标准，并向有关企业和政府部门收集基础数据，将这些基础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后，开放给社会各界使用，实现数据的共享，以及加快对数据的研发利用，使数据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建立深度融合发展的信任机制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使大量的物理资产数据化，使大部分交易远程化，这要求建立一个更为诚信的社会环境。因为交易过程的虚拟性，以及数字商品在交易过程中的质量不可见，因而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诚信交易环境进行支撑。从本质上看，数字经济就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的前提是信任，只有各方交易者之间有着基本的信任，基于数字的交易才有达成的可能。正如经合组织所指出的，信任在社会和经济互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复杂的环境中起着强大的工具作用，可以减少不确定性，并能够依赖他人。信任支撑着商业、机构和个人关系，在全球网络环境中尤其重要。数字经济带来的机遇不会在没有信任的情况下实现。从我国发展现状看，整个社会信任机制并没有完全确立起来，很多交易无法通过远程的方式完成。因此，建立一种基于可视化的数字环境下的信任机制，对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极为重要。这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也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包括将与经济中多种主体的信用相关的数据打通并共享，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信用机制等。在政策层面，主要是需要将与信用相关的数据进行共享，鼓励建立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评估模型。当然，在这个过程里，对于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也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政策体系，根据数字经济的特点，积极推进基于数字技术的、适应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社会信任机制的建设。　　促进中小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　　从融合发展看，大型企业依托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已建立了远胜于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竞争优势还在扩大。缩小中小企业在数据拥有、使用、利用、分析等方面的差距，是鼓励中小企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有效措施。应深入中小企业在融合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特定问题，针对这些企业的需求特点，提供更具有价值与意义的支持。在地方层面，鼓励有条件的地区以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购买数字经济所必需的基础软件、云计算服务、3D打印、数据开发平台等支撑手段，以免费或优惠的价格提供给中小企业使用。例如，可以为中小企业利用云计算资源提供各种补贴，降低中小企业使用云计算服务的门槛与费用;为中小企业的商业模式创新提供必要的资助，等等。　　要注意政策之间的配套与相互支撑　　深度融合发展会带来经济发展模式、企业组织形态、生产分工方式、创业路径等方面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对现有的政策体系将带来挑战。因此，在出台政策时，需要注意这些政策之间的配套与相互支撑。例如，融合发展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而研究个性化需求，需要在数据保护、利用、存储、挖掘等方面具有严密的政策法律体系，但是，在现有的政策体系之中，这一块基本是空白。又如，在信息技术推动之下，很多产业间实现了融合，各种商业模式创新也层出不穷，而对这些新生事物的监管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政策宽严不一，导致融合发展有时会遇到阻力。例如，无人驾驶涉及交通、保险、安全等诸多部门的政策协调。包括无人驾驶汽车的真实路况测试、上牌标准、安全标准、责任体系等，都需要有政策方面的支持。　　建立兜底性政策体系，　　防范融合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社会风险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过程中，对现有的社会结构将形成一定的冲击。因此，必须建立起兜底性政策体系，防止劳动力空心化问题出现。新一代信息技术所影响的劳动力，主要是中间层的劳动者，对高技能劳动者与低技能劳动者的影响反而比较小，这不同于任何一次产业技术革命的影响，因为在之前的产业革命中，总是低技能的劳动者被淘汰。对这个问题，应进行深入研究，并事先提出相应的对策。世界银行在《2016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利》中指出，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一个相关趋势是劳动市场的两极化，或空心化，这一趋势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也愈加明显。高技能与低技能岗位的就业比例提高，而中等技能岗位的就业率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有下降。在关注就业模式的变化与就业人口特征的变化的同时，还要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就业关系变化问题。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平台模式的兴起改变了原劳动就业关系。共享经济进入门槛低、工作时间灵活等特点吸引了大量个体参与，正在形成庞大的新型劳动者群体。然而，与大多数出租车司机受雇于出租车公司、大多数快递员受雇于快递公司不同，在共享经济模式下，个体与平台之间并不是传统的劳动雇佣关系，而是处于自由职业状态。以滴滴为例，在该平台上全职或兼职就业的人员已达到2100万，这些人员与平台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难以作出精确界定。因此，这种劳动就业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引发了如何保障自由劳动者权益的新挑战，是一个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劳动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欧盟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法律，通过三个标准来定义雇佣关系：从属关系、工作性质和所提供的报酬。在平台内，很多工作人员没有经常受到监督，而且工作不能持续进行。但同时，许多就业人员对平台的经济依赖度非常高，平台几乎成为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平台如果不为他们提供足够的保障，则其工作与收入都将陷入不稳定的状态。因此，需要出台相应的政策，对平台模式的就业问题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