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长城文化经济带的概念，目的是依托长城及其历史文化形成的长城区域文化经济带，挖掘其发展优势，认识其在全国文化经济方面重要的战略地位，促进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长城区域文化经济带问题，目前还没有引起学界、业界以及政府部门的关注和研究。　　首先来认识一下，长城文化经济带这个概念。毫无疑问长城文化经济带这个概念是以长城为核心，对相关特征要素独特组合而形成的认识。其中的主要特征要素都包括什么?这一点非常好理解，所有的内容都在“长城文化经济带”这七个字中。第一个要素是“长城”，第二个要素是“长城文化”，第三个要素是“长城经济”，第四个要素“长城带”。　　先说第一个要素“长城”。万里长城从东到西，横跨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古代帝王大多重视长城的修筑和利用，因为这样做既可以巩固王朝统治，又可以满足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长城与其他军事防御工程的本质区别有两个：第一个是长城防御体系的主体，由连绵的墙体所构成，这就是长城的“长”。第二个是长城防御体系有防御的纵深，长城防御体系是由关隘、城堡、烽燧等与延绵的墙体相互联系，按特定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具有防御功能作用的有机整体。　　再说一下第二个要素“长城文化”。长城作为中国的代名词，有着中华文明的符号意义。今日之世界，竞争与合作并存，有时竞争也会演变成摩擦和争端。在各国之间综合国力日趋激烈的竞争中，文化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作用越来越大。　　文化是民族的生命力的体现，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支撑。这也是国家为什么在提出三个自信之后，又加上一个文化自信而变成四个自信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说，长城文化至今还没有发挥出其国家文化高地的作用。　　接着说第三个要素“长城经济”。长城的修建和戍守都要花钱，这本身就是经济问题。长城经济首先是长城与历史时期的经济关系，属于经济史范畴。其次是今天长城区域的经济发展，属于区域经济研究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以珠江、长江为标志的珠江和长江两个经济带，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以长城为标志的北方经济发展，则处于相对迟缓的状态。今天南北方的经济发展差距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已经扩大到了两位数，并且处于继续扩大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得到改变，一定会越来越制约中国的整体发展。长城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处于比较落后状态。　　国家认定全国15个省404个县有长城，其中近半数为国家级贫困县。即便不是贫困县的地域，长城沿线村庄也是这个县最贫困的地方。构建长城文化经济带国家战略，也是使这个地区彻底摆脱贫困的出路。这是一种造血式的扶贫，长城地区的贫困问题靠输血式的扶助，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最后再说第四个要素“长城带”。“长城带”是一个区域的概念，历史上的长城，就不仅是一道墙而是一个区域。长城文化经济带中的这个“带”，实际上是长城区域的概念。在长城这个带状的区域，依托长城防御体系形成的一个从东北，经华北，再到西北的边疆社会。从古至今，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都与内地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对如何构建长城文化经济带作出思考，加强对长城历史文化和区域经济的研究，提高社会各界的文化自信，是今天应对全球经济挑战，促进北方高质量经济增长的需要。将来国家把长城文化经济带的发展上升为国家文化和经济发展战略，势必会形成南北方社会经济比肩发展的新格局。　　一、长城是中国古代由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构成体系的军事防御工程　　我们讲的长城是中国古代创建的伟大军事防御建筑，今天的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要了解长城，就要认识这道墙体及依托延绵墙体构建的军事防御体系。长城是一个具有很大防御纵深的体系。我们讲长城保护，也不仅是保护长城的墙体，包括构成长城防御体系的关隘、城堡、烽燧等设施。　　随着长城研究的普及和深入，许多研究者对长城的定义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些定义虽然有差异，但较为一致地认为长城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工程。其实，军事防御工程不止长城，而长城与其他军事防御工程有着两个本质区别：第一是长城建筑体量的长，这一点其他军事防御工程无法比拟。第二是长城防御体系与其他军事防御工程相比具有较大的纵深。　　长城防御体系的主体是连绵的墙体，由关隘、城堡、烽燧等与墙体按特定结构方式组合而成的一个有机防御体系。近现代学者中，侯仁之《在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对长城的定义最接近长城的两大本质。他说：“长城是针对相对固定的作战对象，按照统一的战略，以人工筑城方式加强与改造既定战场，而形成的一种绵亘万里，点阵结合，纵深梯次的巨型坚固设防体系。”　　结合前人的成果，我们不妨将其界定为：长城是中国古代由连续性墙体及配套的关隘、城堡、烽燧等构成体系的军事防御工程。　　作为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本身具有整体性、结构性和层次性的特点。长城防御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具有相互联系而构成有机整体的特点。长城整体的防御功能，不等于各子系统在孤立状态下功能的总和。长城虽然是用一条有形的防御线将中原与草原社会分割开来，但数千座连通长城内外的关隘，又将农耕和游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　　修建长城，毫无疑问是国家行为。国家政权借助修建起的长城，达到对农耕地区进行有效保卫、减少常驻军队和缩减军队经费的目的。通过长城来提高这一地区的防御能力，有效地解决了养兵太多养不起，养兵太少又起不到其应有的保卫作用这一问题。尽管修筑长城和派军驻守长城防线需要的经费不少，但与不修建长城仅派军队相比，以达到相同的防御效果论，修长城所需付出的代价相对小很多。　　在大修长城的同时，朝廷又在长城区域实行了军屯。从事军屯的军户平时不脱离生产，按照规定集中接受军事训练。通过军屯措施，国家可以用较少的经费来维持一个相对较大的常备军队，进一步缩减了国防开支。在宜耕宜牧地区修筑长城是统治政权以最小代价维护最大利益而采取的措施。　　战国秦、赵、燕长城具有很大的价值，其防御所体现的是一种主动性。秦、赵、燕在占据了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修筑长城，加上一定数量的驻军，防止北方游牧骑兵闪电式的袭击，是一种扬长避短的主动行为。在当时采用高墙来阻遏骑兵是极好的方式。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长城地区的冲突。没有长城，即使有大量的步兵和骑兵，仍然解决不了游牧势力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抢掠。　　此外，还要客观地认识到长城在一个朝代不同时期发挥的作用也不一样。换句话说，长城在一个王朝政权衰微时期的作用，与一个政权刚崛起处于兴旺时期的作用不同。古今中外任何政权，不管强大还是弱小，都会考虑战略防御问题。当然，强大的政权还有对敌人发动战略进攻的选择，而衰弱的政权则只能以防御为主。　　政权刚崛起的阶段和其强大的阶段，构建起来的长城防御体系，实际上是其对敌发动进攻的最好支持。这样的防御体系，起到的是一个基地的作用。通过进攻，可以有效缓解来自敌方的军事压力。面对敌人的进攻，长城防御体系又是确保防御有效的重要条件。此时期修建的长城，基于长城地区整体防御安排的考虑。　　政权到了统治能力和经济能力都已经衰败的时期，国家根本无法继续实施战略进攻，只能凭借长城这样的防御体系来阻挡敌方强大进攻。比如明末清初的山海关，就是这样的局面。谈论山海关的防御作用，要看明初修建之后其在近250年间的作用。　　王朝临近崩溃之时，长城最多仅是延缓已经走向衰亡的政权衰亡的速度，顺延其继续衰弱下去的时间而已。仅凭长城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濒临崩溃的政权自身的问题，更不可能制造奇迹使其起死回生。　　二、“长城文化”首先是中国古代修建和使用长城所形成的历史文化，其中包括依托长城所形成的反映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特质和社会风貌的文化　　“长城文化”首先是中国古代修建和使用长城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和中华民族精神。其中也包括依托长城所形成，反映长城内外民族特质和社会风貌的文化。长城内外不同的群族的内在精神，通过文化的传承、创造和发展，既表现出民族特色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世界文化遗产长城是中国历史留存下来的标志性文化遗存，包含着中华文化精神的内涵，这个精神内涵最后凝聚成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长城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标志。长城所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史上形成的核心价值观。　　长城文化有着中华五千年文明凝聚的特点。比如中华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主张和为贵的文化、主张和谐的文化等，有很强的中华文化特色。这些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价值观，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种标识。　　季羡林说过“长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许嘉璐认为，长城保护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长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是一种开放的、兼收并蓄的文化。长城从防御战争的产物到历史文化遗产，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太丰富了。从修建长城到戍守长城，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勇敢、吃苦耐劳的精神。不管历史如何沧桑巨变，中华文明从来没有中断过，长城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和合”是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对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和”精神的总结。“和”是由相和的事物融合而产生新事物，是指和谐、和平;“合”是指融合、合作。和合连起来讲，在承认“不同”事物之间有矛盾和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长城的历史作用，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长城内外不同民族和不同经济类型的和合过程，就是相互取长补短，促进共同发展的过程。　　修建长城是要限制内外，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限制?因为长城内外不同的政权及民族，不同的经济类型之间有矛盾和冲突。和合文化不否认更不回避矛盾和冲突。矛盾的对立统一是要把矛盾和冲突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冲突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正常发展受到影响。　　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事物之间的矛盾，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以求减少矛盾的破坏性。长城的修建首先是承认长城内外相对独立存在，承认不同族群之间有矛盾和冲突，目的是通过长城缓解和减少这种冲突性。　　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先哲，通过对自然及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得到的智慧。和合文化产生、流传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华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过程，长城伴随并见证了这个全过程。孔子的“和而不同”思想反映出了和合文化的本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都可以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来认识。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文化都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欧洲罗马帝国也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大帝国，但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帝国演变成为现在的多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中国始终有一种追求统一的民族文化，支持着历史上各民族成员的内聚和认同。　　随着人类的进步，脱离了种族和氏族血缘的关系为基础的组织框架后，民族成了一个族群共同体的标志。民族共同体也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文化替代了原来的种族血缘，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基础。没有文化，就没有民族的独特性;没有民族的独特性，也就没有民族政权的独特性。在中国如果没有被各民族认同的文化作为支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不可能形成的。　　这种文化的认同和归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所有成员的认同和归属。虽然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成员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很多矛盾、很多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发展到极端的时候还曾经发生过不少的战争。但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生存而做出的努力。这种努力既是不同民族融合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在这样一个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不论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辽金统一北方时期，还是元、清统一全国时期，都一直坚守着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归属。这一点，是欧洲所没有的。　　游牧民族在对中原进行侵扰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原文化，也不断以自己的文化补充着中原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贡献。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融合各民族，从根本上说还是因其文化精神的深厚博大。没有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影响，也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现在的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文化的很多内在成分，都是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形态相互影响的结果。游牧民族的文化为农耕文化不断地补充着活力，使农耕文化最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华文化主体部分。中华文化是中国各民族经过长期碰撞、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不同地域、民族的文化以和而不同的方式，交流融会构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共同体。　　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作为两种经济类型背景下产生的文化，都是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得以发展壮大的源泉。中华民族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互相撞击，相互补充、相互融合，最终铸就了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的凝聚力。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长城区域的碰撞与融合，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　　这一点国外学者和国内学者的认识，总体上是一致的。国外学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德裔学者魏特夫，于本世纪前半期提出的“征服王朝论”。他在与中国学者冯家升合著的《中国社会史：辽》一书导言中认为：中国古代诸北族王朝按其统治民族进入内地的不同方式，可划分为两类。一类为“渗透王朝”，以十六国、北魏为代表;另一类为“征服王朝”，辽、金、元、清均属其列。北族王朝与汉地的文化关系，绝不仅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双向性质的涵化。　　具体而言，这些认识对汉文化的态度也有程度上的差别。“征服王朝”较倾向于抵制，而“渗透王朝”较倾向于吸收。在诸“征服王朝”中，又由于从前文化背景、生活方式的差异，辽、元时期较倾向于抵制，而金、清时期则较倾向于吸收。这一观点在西方以至日本、港台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引起一些争论。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这个观点多采取回避的态度。　　魏特夫“征服王朝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待商榷，但他对中国北方各族王朝划分的类型，还是应该予以重视。如果将“征服王朝”这个概念，理解成为北方民族进入中原时的方式，理解成为中原地区曾经的统治状态，就大可不必过于敏感。　　承认来自长城之外的少数民族政权，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对中原的征服状态，与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无碍。　　很多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虽然很刻意地保存着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但最终还是被强大的汉文化所同化。契丹人在与周边民族相处过程中，自己民族本位文化越来越弱，以致发展到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东西都没有了，最后失去了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　　发起于长城之外的少数民族文化，通过长城区域的交流或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向中原汇聚，对中华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文化不断向中原汇聚与汉文化混合、融会，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衣食住行和文化艺术，也包括思想制度等。比如：长城以南的广大农耕地区，以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体现在文化上有一个很强烈的特征——重乡土情结。　　农民漂泊在外，最难割舍的就是思乡情，故土情。古往今来，有无数的文人墨客以其生花妙笔抒写对故土的眷恋之情。重乡土就有一种乡土情谊的表现方式。宋人汪洙的《神童诗》中那句“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讲的人生四大喜事中的第一项就说的是农业经济。因为要靠天吃饭，干旱对农业经济的影响巨大，所以“久旱逢甘霖”是所有农民的期盼。第二项“他乡遇故知”就是乡土情谊。　　人是社会性的物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农耕文化极重乡土情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本乡本土”等语句，表达的都是这个意思。农耕文化重乡土还有一个很强烈的表现，就是游子最终要回家乡，叫“落叶归根”。“根”是什么?是“家”和“家乡”，是中国人的那份对家乡的浓浓思恋。修建长城的那个年代，人就是死也想死在家乡，对今天的人来说或许会感觉不可思议。　　中国人心中都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感情，叫做“乡愁”。古代社会农耕民族最看重的是土地，看重家乡的山山水水，看重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长城的守军很多都是背井离乡，他们一定会有很强烈的乡愁。　　新时代的长城文化，彰显着与以往不一样的生命力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长城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价值观，向全世界展现长城文化的独特魅力是我们的使命，也是建设长城文化经济带的初衷和任务。　　三、长城内外民族融合过程中，长城对经济互补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长城经济首先是在历史上农耕经济与游牧经济，在长城区域碰撞与融合。农耕经济和游牧经济是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以这两种完全不同经济类型生活的族群及其政权之间的秩序的构建是长城存在的经济基础。今天推动长城区域的发展，包括长城沿线的旅游，都是一种经济的行为。　　长城基本上修建在农耕区与游牧区交错地带。元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元朝时邱处机在前往草原时，登上张家口西北的野狐岭长城时曾说：“登高南望，俯视太行诸山，晴岚可爱。北顾但寒烟衰草，中原之风，自此隔绝矣”。《辽史·营卫志》也说：“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此天时地利所以限南北也”。　　北方的农耕和游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农牧区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游牧民族高度机动的骑兵队伍，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对农耕民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以农立国的农耕政权，在没有能力控制北部辽阔的荒漠与草原时，必须随时应对游牧民族的南下劫掠。　　中国古代实行定居的农耕经济的王朝，不管是农耕政权还是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的民族政权，获得了北方的统治权或是中原的统治权后，只要还没有实现中原和草原地区的统一，都会把防御更北边的游牧威胁放在战略的地位。这种战略安排的前提是农耕与游牧经济的利益存在明显的对立。虽然很多时候双方也强调将这种关系尽量调节到一定的和谐程度。但双方的对立性，几乎贯穿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经济和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便处于相互防范的状态。古代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农耕民族得天独厚，经济条件相对较好。在游牧经济受到自然威胁、游牧民族生存受到冲击时，便会向更适合居住的地方迁移。南下成为他们的首选，甚至是唯一的选择。长城和农耕政权的驻军为保护农耕经济，在多数时候阻止了他们的南下。　　游牧政权强大时期与农耕政权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强势，让农耕政权对其怀有极强的戒备。即便是农耕政权对游牧政权采取怀柔的政策，很多时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长城对民族融合、经济互补和经济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同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修建长城一方的指导思想是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并对长城外面实行有效的控制。控制体现在战略层面上，一些时期就是以限制对方的发展为任务。游牧政权所控制的地区经济越发展越强大，对农耕政权的威胁也就越大。　　发生在长城区域的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的矛盾与冲突，深层次的原因主要是利益的冲突。利益是人类产生以来始终影响着人类行为的重大问题，不同的政权之间、农耕经济与其他经济类型之间，主要的关系都是建立在利益关系的基础之上。利益诉求是长城区域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长期以来发生矛盾和冲突的内在动力。当双方力量发生了变化、双方对利益的诉求也就随之发生变化，双方原有的联系和交往秩序必然被打破。　　孙子在《孙子兵法》中讲到动用战争手段的原则时，首先提到的是“非利不动”，然后才是“非得不用”和“非危不战”。孙子的这一论述解析了战争背后的制约因素，提醒国君和将帅要严肃慎重地对待战争。没有利益不打仗，没有取胜的把握不打仗，不到危急关头不打仗。　　农耕民族的社会进化，产生了选择性的地理扩展的需要。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指出“扩展文明的疆域以及因同化相邻的蛮族人而使人力资源得到扩充，是文明这个社会物种自诞生以来便具有的生命活力的恒久特点之一。”农耕政权获得了新的可以耕种的土地之后，不但要保护好这个地区不再被夺走，还要为在这里从事农业生产人群提供安全保障。　　长城作为平衡长城内外不同主体利益关系的一种手段，在新的农牧利益平衡建立起来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利益是维持一个民族及政权生存和发展基本内容，所以都会在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获取自己的利益，保证自己族群的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就是以占有和享用更多的利益为基础，不管这种利益是以经济利益的形式，还是以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的形式表现出来。　　农耕政权在维持与游牧政权的朝贡关系时，以厚往薄来为原则，表面上看并不在乎经济利益，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农耕民族更大的经济利益。在追求利益的道路上，每一种满足都具有很明确的阶段性。对经济利益的不断追求，成为长城内外不同族群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原动力。　　经济利益是各种利益的基础，经济利益对实现政治利益、文化利益具有决定性意义。离开了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就很可能会变成一种空洞、没有意义的形式。只有在经济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才具有价值，因为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是更长远的利益。在经济利益得到满足后，不同的利益实体随着自己力量的强大，会有更高的利益诉求。　　利益关系的变化是长城区域不可能长期处于一种状态的原因。力量的均衡打破之后，会影响到利益结构的平衡。利益结构的平衡一旦被破坏，建立新的平衡过程中往往会有很强烈的矛盾或冲突，以对抗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在长城区域农牧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历史上修筑长城和使用长城，都带动了长城沿线的经济开发。长城所经之处，为了构筑和护卫长城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极大地刺激了边地经济的发展。数以百万的屯垦军民带着中原的先进生产工具、技术和经营方式，在边疆建立起新的农业经济区。秦汉是经营北部长城地区最好的时候，移民规模很大，有时一次就达十多万人。经济发展好的时候，饱经战乱之苦的长城地区，也曾多次出现牛马布野的繁荣景象。　　以上所讲的都是长城历史相关的经济问题，而没有涉及到今天长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内容。以后的文章中将就建立长城区域文化经济协调发展新机制，发挥长城区域的比较优势，强化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协同发展新出路，培育特色的区域经济，优化长城区域产业布局，壮大长城沿线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展开讨论。　　四、“长城带”是什么概念?是一个区域的概念，文化经济带实际上是长城区域的概念　　“长城带”是区域的概念。在长城这个带状的区域，依托长城防御体系形成的从东北，经华北，再到西北的边疆社会。从古至今，边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都与内地社会有着很大的不同。　　长城研究经常会使用，长城区域和长城地区这两个概念。有的时候这两个概念表达的是一个意思，有的时候又有所区别。区域是地理学概念，以地理和经济特征为基础划分出具有一定范围的连续而不分离的单位，地区则在很多的时候属于带有一定行政区域的概念。长城区域也是一个以长城为标志的地理概念，又常被称作长城沿线或长城地区，两者期间没有非常清晰的界定。考古学则习惯称长城区域为长城地带。今天北京市提出的三个文化带建设，其中就有长城文化带。　　长城区域概念的产生，源于中国古代王朝在这个区域修建了用于军事防御的长城。横跨中国北部呈现带状分布的长城建筑，决定了长城区域也同样呈现带状特点。长城区域是古代长城分布的主要地区，是古代游牧和农耕民族相互碰撞与交流的主要区域。同时，长城区域也是生态敏感脆弱的地区。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类型，在这个地区相交错。长城地区，同样主要指北方修建长城的地区。应该说在长城研究中长城区域与长城地区这两个感念，并没有很大的本质区别。　　林沄在《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中认为“中国北方长城地带，并非指历代所筑长城经由的全体地域，而是指古来中原农业居民与北方游牧人互相接触的地带而言。这个地区东起西辽河流域，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到达湟水流域和河西走廊。大体上包括了今天的内蒙古东南部、河北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内蒙古中南部、宁夏、甘肃和青海的东北部”。林沄的这个认识，对理解长城区域的范围很有帮助，基本给出了长城区域范围的正确理解和界定。　　中国古代长城，除春秋战国早期诸侯国相互防御的之外，基本都是调整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类型冲突的手段。游牧民族的“游”指流动，“牧”指游牧人的劳动方式。游牧是终年转移进行放牧的草原畜牧业经营，游牧民族是以游牧为主要生活方式的民族。　　长城区域主要是指中国北方的农耕和游牧两种经济类型交错地区，在这个亦耕亦牧的地区生活着以农耕或以游牧为主的族群。中国北方有一条最靠北部的山系，这条山系的内外地区约为北纬41°-42°之间。在某种意义上说决定了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这条山系的南边为农耕经济，北边则主要是游牧地区。这条山系由东向西，分别为大兴安岭、燕山、阴山、太行、贺兰山、六盘山、祁连山、天山。　　古代长城基本上都修建在这条山系的南北，构成了一个跨度很大区域。长城修建在什么位置主要取决于王朝的实力，同时也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实力强的王朝，比如汉朝就把长城修建到阴山以北和燕山以北。实力相对较差的王朝，比如明朝就将长城修建到燕山以南及阴山以南200公里左右的山西北部。　　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1930年代初，对中国整个长城边疆地带进行做了考察，1939年写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拉铁摩尔以长城及其周边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史的角度探讨长城在中国历史及其地缘政治方面的作用，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他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拉铁摩尔认为长城边疆地带的形成是自然、社会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拉铁摩尔明确提出长城区域不仅是地理上的一条“线”，而是沿长城形成的具有特定历史、人文、自然等综合内涵的区域。拉铁摩尔将长城作为一个区域，考察长城内外及周边区域的人地关系，研究在长城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说，历代长城修建的位置主要集中在中国的北部地区，且不是简单的线型分布，而是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各朝代修建的长城，虽然走向基本一致，具体位置却并不完全相同。秦长城位于战国燕长城以北，汉长城更在秦长城之外。金长城与秦长城相比，其地理位置修建得更靠北，而明长城则向南退移很远。　　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文化，文化和经济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民族的融合和经济的发展，始终是跨越地域的隔阂而存在着。在长城区域表现得最为有活力的还是彼此之间非常密切经济联系。长城内外不同民族的交流与融合，是长城的纽带作用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保障。没有边疆社会稳定的政治环境，就没有了发展经济的条件。这一点古代如此，今天亦然。